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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博电竞-刘永华 | 乡土我国,有多“乡土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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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户帖

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九月初五,一帮露宿风餐的客人,来到北京城店户高银山家投宿。领头的两位名叫傅习和刘友德,同行的还有衙吏胡礼和傅习的宗亲傅雄、傅桂枝二人。傅习、傅雄等三人来自四川成都府邻近的新津县,而刘友德来自眉州,他们是为四川织染局解送绢匹到京的匠户。

何谓匠户?明朝立国之初,大致沿用元代的户籍准则,按工作类别,将全国人口分为民、军、匠等户种,凡以手工业营生的,大都被括入匠户(军户中也有匠户,称作军匠)。一起规则,匠户“役皆永充”,匠役遂成为世袭的营生。匠户又分轮班和住坐两类,前者每隔一至数年前往京城或指定地址执役一段时刻,而后者则固定在京城、省会等地的官办作坊执役。傅、刘等人属住坐工匠,以编织绢匹为业,统归四川布政司所属的织染局统辖。作为住坐工匠,他们每年有必要编织必定数量的绢匹上交错染局,又需轮番解送本局绢匹到京城的承运库交纳,而这正是他们此番进京的意图。

傅、刘等人本该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承当解送的使命,但那年四川发生了严峻的旱灾,因而一向没有上路,嘉靖二十八年方在织染局的敦促下,发动解运程序。明代的解送使命是项深重的担负,担任解送的民众,亦即其时所谓的“解户”,因而而败尽家业的是常有的事。拿四川织染局的解运来说,衙门只供给额外的运费,解户在解送期间的旅费及相关衙门胥吏的需索,都由解户自己掏腰包。傅习等人在得到本局的告诉后,就开端着手筹集旅费。依照老祖宗立下的规则,解运的旅费合计一百两,由本户的各个家庭分摊。因为有的家庭拖欠,傅习动身前总计收到近九十两白银。这是嘉靖二十八年年头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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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三月,傅、刘二人收完当年绢匹四千五百一十六匹后,上报织染局,织染局再呈报布政司。布政司按从前的规例,动支库银一百六十二两,作为“水费”(运费)和备办木材、卷箱、扛架等解运器械的费用。待傅、刘等人备好解运器械后,布政司又会同按察司,将上述绢匹并运费交由傅、刘等领解。最终,傅、刘等人前往抚按衙门挂号。全部处理就绪,他们便从成都城东的锦官驿起程前往京城。

从成都到京城,有水路、陆路两种走法:陆路经过陕西,旅程较短,仅四千三百一十里,但需走栈道,路小而险,且运费高;水路走长江、运河,旅程迂远,比陆路长一倍多,但运费较廉(归纳《寰宇通衢》《一统旅程图纪》的记载)。或许因为解运的物品较多,走水路廉价,傅习等人挑选走水路。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。长江上游滩多道险,他们在起程之时,特别备办了猪、羊、鸡、酒、香、纸等,“烧祭开舡”,尔后又连续在嘉定、云阳、瞿塘、新潭、黄龙庙等处办三牲、香纸等“烧祭神福”,请求安全抵达京城。

傅习一行自四月起程,九月初五才抵达京城,费时近五个月。到京城后,首先是投店住宿,并租房安排运来的绢匹。接着是到工部挂号,再将绢匹送到承运库检验。承运库是明代内府的首要库房之一,各省解送的绢匹就在此处交纳。在此期间,傅习等人打听到,到承运库处理交纳手续前,有必要先行交纳数百两的所谓“茶果”银,这大略是送给库房主管的见面礼。所以傅、刘等人设法凑了白银二百七十四两,赴承运库交纳。十二月初二,傅习因旅费缺乏,先行返乡。次日,傅雄等人前往承运库交纳绢匹,但承运库验出内里有两百余匹不合格,责令互换。傅雄等人只好花钱设法就地到商铺互换好绢。最终于次年二月十九日再次前往承运库交纳,实收后赴工部销号、领批,刚才打道回府。从旅程揣度,他们回来新津的时分,必定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。*

在明朝的那些年月,因当差而外出奔走的,绝不限于傅习等匠户。明代三大类户籍中,民户、军户跟匠户相同,或需承当深重的解运使命,或需前往异乡执役。朱元璋在规划财务体系时,遵从一个基本原则,即力求不跟钱银打交道,因而衙门的各种杂役和公共工程的建筑,都采纳佥派差役而不是纳税的方法。衙门的各种差役,举凡赋税的解运、当地治安的保护、衙门庶务的筹办、监狱的看守,乃至木柴的采伐、柴炭的转移、河道的修治、库房的修葺、物料的转移、官物的运送、公函的投递、运河水闸的敞开等,都从民户中心佥派。这些差役的执役地址,八成是在县城或邻近的村庄,被佥派的民夫,离乡而不用离土。但赋税、物料的解运就不同了,明初没有商业性的物流组织,原则上也不行雇人代役,这档子事儿还非得由被佥派的民众自己来安博电竞-刘永华 | 乡土我国,有多“乡土”?完结。到了明中叶后,漕运改由卫所解运,大多数民户才从这项深重的徭役中抽身出来。

说到赋税、物料的解运,明初树立了一套看似乖僻的准则。这套准则的乖僻之处,是税收的上缴和财务的下拨,无需由户部经手,而是由税收的征缴单位,将户部额外的划拨经费,直接解送到财务运用单位。背面的考虑无非是为了节约来回京城的解运费用。但问题在于,对口的经费运用单位常常不止一个,这就意味着,征缴单位有必要派人分头承当解送使命,因而,非但民众不用定得到实惠,反而呈现适当荒诞的做法。比方说洪武末年,五千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,不是由国库开销,而是指定应天府内五千个纳税人户,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五千名军士的家里。*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人力、物力的巨大糟蹋。凡被佥点担任解运的粮长和里甲户,往往被弄得家破人亡。《醒世恒言》有个故事,说的是“张廷秀逃生救父”的事,谈到张家祖上是个粮长,成果这个差役“坏了人家”,搞得张家败尽家业,到张廷秀祖父一辈,“已是寸土不存”,仍是无法脱节这个要命的差役。

军户的整体待遇就更糟了。明初的兵源,来自被括入军户的民众。像匠户相同,军户也是世袭的。军户所占比重,各地纷歧,有的当地(如福建)适当于民户丁口的一半。*为避免武士开小差,他们一般被调到外地执役,因而,他们不得不抛下妻小,到数百里乃至数千里外的卫所当差。更费事的是,这些阿兵哥不光要责任为朝廷站岗放哨,连路上的旅费、执役期间的衣衫等,都需自行筹集。若是死于执役的卫所或前往卫所的途中,衙门会前往客籍地勾补。为了确保足够的兵源,朝廷还规则军户不得脱离本来的户籍,不得自立门户。但军役如此深重,武士开溜的现象天然仍是时有发生。

明代万历十二年福建连城县的清丈归户单,“一条鞭法”税制的什物佐证

阐明代不少民众活得很苦很累,不是要帮他们倒苦水,而是期望借此指出,明代虽以农业立国,村庄人口占了很高的比重,但明帝国的子民,却未必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,日子在简直与世隔绝的环境里,很少跟村外国际打交道。理由是,明初树立的那套户籍赋役准则,在客观上为民众的空间活动供给了驱动力。换句话说,明代有适当一部分民众,为了完结衙门的差役,被逼脱离家园,出门远行。从这个视点看,明中叶开端实行的各种赋役变革,尤其是16世纪中后期各地推广的“一条鞭法”等赋役变革,经过将赋役折纳为银两,以物的活动削减人的活动,在必定程度大将民众从强制性的空间活动中摆脱出来,其影响应该说是革命性的。尔后,强制性的空间活动并未退出历史舞台,但终究现已大不如前,商业的逻辑减弱了准则的逻辑。在商场供需驱动下的空间活动,成为那个年代空间活动的首要形状,赢利和生计成为驱动民众出行的首要动力。

笔者的老家福建,从来山多田少,不少当地声称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,为了营生,经商的人许多,明人张瀚就称闽人“寡于积累,多行贾四方”*,他们活动的空间规划是很大的。特别是泉州人和漳州人,充分使用得天独厚的濒海优势,唐宋以来就积极开展海外交易,到了16世纪,更不吝违背朝廷的海禁方针,使用厦门彼岸的月港等港口,与东来的欧洲人经商。明后期在帝国境内流转的白银中,稀有千万两来自南美和日本,它们八成由闽商经手,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港口进入我国内地。为了与官兵对立,在海上安身,他们乃至进行军事化办理,组成亦商亦盗的装备商业集团,泉州安海郑氏集团的鼓起,便是一个例子。

郑氏集团的缔造者郑芝龙,早年随舅父前往澳门经商,在跟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,不光学会了他们的言语,并且与他们树立了生意网络。不久他去了菲律宾。后来参加李旦海盗集团,李旦身后,郑芝龙顶替他的方位,成了这个集团的头目,逐步成为左右东南滨海的首要实力。郑芝龙之子郑成功跟父亲相同,不仅是个“空间穿越者”,也是个“文明穿越者”。他出生于日本平户,母亲为日自己。他承继父亲的工作后,持续与日自己和欧洲人经商,并且生意越做越大,树立了半独立的海上商业帝国。清朝入主中原后,郑成功曾多次与清军比武,失利后,遂攻略台湾,赶开荷兰人。1662年逝世前,他差遣使者前往马尼拉,威胁西班牙人昂首朝贡,并计划出兵攻击他们。要不是因为猝死,郑氏很有或许树立一个规划不小的海洋帝国,那么东亚区域的政治格式该会是另一番容貌吧?

郑芝龙

当然,在明清我国内地执商界盟主的,是徽商和晋商。明末福建人谢肇淛说:“富室之称霸者,江南则推新安,江北则推山右。新安大贾,鱼盐为业,藏镪有至百万者,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。山右或盐或丝,或转贩,或窖粟,其富甚于新安。新安奢而山右俭也。”*徽商与晋商的兴起,一方面当然与商业开展有关,另一方面却也与朝廷的典章准则有剪不断的联系。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,来自朝廷推广的“开中法”。明代为避免蒙古人侵扰,在北方边境驻守重兵,连续建立九个边防重镇,合称“九边”。为了处理“九边”的军粮问题,朝廷出台了一个方针,凡将粮食运到边地者,可取得朝廷配给的盐引,取得盐引后,就可到指定安博电竞-刘永华 | 乡土我国,有多“乡土”?的盐场支盐,并在指定规划内出售,这便是所谓的“开中法”。不少徽商、晋商便是使用这一准则要害,赚得盆满钵盈,成为称霸大江南北的商人集体的。因而,如果说闽商八成在朝廷体系之外运作,徽商和晋商的经商之道,则适当重视与衙门的协作。

对这种空间位移的体会,是甜是苦?明清年代常常远足的人中,士人是值得注意的一群。为获取功名,他们有必要到省会和京城赶考;求得一官半职后,因任官逃避准则的规则,又有必要远走异乡到差。其间有游山玩水的雅兴的,人数或许固不在少,但一路上舟车劳顿不说,若是遇到响马,还或许丢了性命,因而,他们对远游的感触大概是很杂乱的。一般民众既无士人的雅兴,又无富商巨贾置办“鲜衣怒马”的本钱,他们对逆旅的感触,或许仍是比较苦涩的。明清小说中,便不乏对行旅痛苦的描绘。《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》这样描绘为商的苦处:

人生最苦为行商,抛妻弃子离家园;

餐风宿水多劳役,夜以继日时奔波;

水路风云殊未稳,陆路鸡犬惊安寝;

…………

偶尔小恙卧床帏,乡关万里书谁寄?

一年三载不回程,梦魂颠倒妻孥惊;

灯花忽报行人至,阖门相庆如更生;

男儿远游虽满意,不如骨血长相逢。

请看江上信天翁,拙守何尝阙生计?

苦也罢,乐也罢,不论出于对赢利的追逐,仍是来自养家糊口的压力,15世纪中叶以来,越来越多的村民仍是脱离了了解的故乡,远走异乡。

当然,明中叶赋役变革后,强制性的空间活动已不再重要,远走异乡的人,在村庄终究不多见。为数更多的,是出门三五天的村民。同样是徽州,家财万贯、几年不返乡的行商大贾天然不胜枚举,但不时外出做小生意的一般村民,恐怕才是大宗。徽州婺源县,是个山多田少的当地,“每一岁概田所入,缺乏供通邑十分之四”,所以村民“并力作于山”,“收麻、蓝、粟、麦,佐所不给”,并“以其杉、桐之入”,贩卖到毗连的饶州和休宁,“易鱼、稻于饶,易诸货于休”,看来在这样恶劣的生态条件下,不做点生意是无法过日子的。加之婺源没有贩卖官盐的盐栈,一般村民有必要前往休宁县买盐,他们“挑负诸土物逾岭零散交易,价溢而劳瘁倍之”,因为路安博电竞-刘永华 | 乡土我国,有多“乡土”?上辛劳,“故穷僻村氓,多食淡者”。*这些村民行走的规划终究有多大,曩昔咱们无从讲究。所幸近年发现的晚清当地村民所记排日账,为处理这一问题供给了第一手的要害史料。

排日账首要记载日常行事和交游账目,是介于账簿与日记之间的一种文类,且八成为村民所记,不消说,其史料价值是很高的。笔者收集的13册排日账,是婺源一家程姓农户祖孙三代所记。程家种了几亩水、旱田,又在山上采山货,种茶叶,还常常外出做小生意。他们活动的规划,往东抵达浙江境内的开化县,往西抵达江西境内的德兴、乐平等地,活动半径到达两百多华里*。程家一再拜访的地域规划稍小,西起婺源西乡的市镇赋春,东至休宁东乡的重镇屯溪,活动半径也有一百多华里。太平军到来之前,程家从事的一宗生意,便是到休宁、婺源边境的溪口镇买盐,挑到他们日子的婺北区域及西乡贩卖。有时他们乃至穿越省界,进入江西浮梁等地贩盐,这已算是贩卖私盐的行为了。婺源西乡与毗连的浮梁县,盛产鱼、米和油,程家在这一带卖出盐巴后,就地购买这些货品回家,这样来回都不打空。太平天国运动被熄灭后,程家又经常做挑夫,帮婺源重镇清华的茶行挑茶到溪口一带贩卖。从程家的个案看,一般民众离乡出行的首要动因,早已不是为衙门当差,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了。

其实,说程家出行彻底是为了养家糊口,也不全对。道光十八年(1838年)七月,程家的户主程发开到休宁县城卖葛粉,葛粉出手后,跑到歙县拣日子。光绪七年(1881年)闰七月,他的次子程允亨前往歙县治病。次年八月,又使用到屯溪贩卖黄精的时机,顺路到休宁县城治病。程允亨媳妇的娘家,在二十华里外的一个休宁小山村。程允亨常常到这个村子走亲戚,有一次到那里观看目连戏,恋恋不舍,连续住了四五天。还应说到的是进香。程家进香地址首要有三处,一是村子邻近半山腰上的金刚岭,一是村东的山峰高湖山,一是休宁西部的齐云山,其间以齐云山最为重要。

齐云山古称“白岳”,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真武崇拜中心,其位置仅次于武当山。据排日账记载,程允亨父子共前往齐云山进香五次,年份分别是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、同治十一年(1872年)、同治十二年(1873年)、光绪五年(1879年)和光绪七年(1881年),每次往复时刻都是四天。他们途经的道路和在山上参加的活动,在账中基本上没有留下记载,唯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的进香活动,略微留下了一点信息。此年九月二十三日,“己上齐云山拜老爷,溪口歇”,阐明程家前往齐云山进香,取道溪口,并在溪口歇息一夜。老爷,就指真武,又称玄天天主。二十四日,“己溪口上齐云山拜老爷”,当晚应该在山上的道观过夜;二十五日,“己齐云山拜老爷打醮,下山反转庄前歇”,这是第三天,当日在山上打醮。他们还会前往山上遍地重要的道观烧香、求签,账中夹藏的几张诗签便是明证。此日典礼完毕后下山,在庄前歇息。二十六日,“己庄前拜老爷回家下马”,这是第四天,从庄前回来家中。

进香之旅持续时刻不长,但对明清时期一般民众的影响不行小觑。作为一种宗教活动,进香为一般民众体会超天然国际供给了不行多得的时机。再者,不少进香中心为招徕远方的香客,提出“照远不照近”的说法,说是香客的家园越远,取得的庇佑越多。这种说法无形中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拉入同一个社会文明空间,从而为一般民众调查、触摸、认知来自其他地域的人群,走出他们的身份、工作、位置加之于他们的日子空间的许多约束,供给了绝佳的时机。

《乡土我国》(费孝通 著)

不论是强制性的空间活动,仍是自发性的空间活动,从来自两个纷歧起代、不同区域,从事不同工作的傅习和程允亨身上,能够窥见一个咱们不怎么了解的传统我国。面临这个生疏的我国,笔者不由想起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问题:传统我国的“本性”是什么?在《乡土我国》中,费孝通指出,传统我国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是“孤立、隔阂”的,这是因为,村庄人口的活动率小,“社区间的来往也必定疏少”,村民的活动规划“有地域上的约束”,形成“在区域间触摸少,日子阻隔”,因而,他们“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”。*但事实上,不论是因为年代和准则造就的客观条件,仍是出于他们本身走出小当地的片面诉求,像傅习、程允亨这样的一般民众不单有或许,并且有必要一再走出他们日子的小国际,经常与村外国际打交道。在这种含义上说,咱们是否应该诘问:乡土我国,有多“乡土”?

本文原刊于《读书》2016年第6期,第63~71页,注释从略。

《时刻与主义》(刘永华 著,北effort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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